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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司法历史的天空中 始于唐宋的“国家赔偿”是闪亮的星

发布日期:2021-09-20 09:2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9月2日,坐了近27年冤牢的张玉环向江西高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,索赔2234万元,包括: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0171564.5元;健康权和后续治疗费100万元;精神损害抚慰金10172564.5元;近27年来的伸冤合理支出100万元。

  10月20日,被羁押15年后重获自由的张志超,前往山东临沂中院领取约332万国家赔偿。

  去年9月,吉林省高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,白小姐论坛,被关押23年后获判无罪的金哲宏最终得到468万元的国家赔偿。

  用496万元、468万元、332万元,买你27年、23年、15年自由时光,你愿意吗?

  自由地行走、享受阳光、陪伴孩子、品尝美食、沐浴午后的阳光,与朋友喝茶下棋打牌……在这些构成人生乐趣的时光面前,金钱又算得了什么!

  唐代的法律,之所以会被历代法学者推崇赞赏,就是因为其制定法律者所秉持的“慎刑”、“重民”思想。

  先前勃勃兴盛的大隋王朝,忽然间崩塌灭亡,对大唐王朝决策者们的心理冲击非常大。

  他们在制定律法之时,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:隋末天下民贼四起,到底是哪里出了错?

  大唐盛世的开创者李世民执政期间,“民为重”的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,整个朝堂之上的政治氛围受其感染,大唐的律条法令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下开始修缮制定。

  《唐六典》写道:“刑法不中,则生邪气,邪气积于下,怨恶蓄于上,上下不和,则阴阳缪而妖孽生矣,此灾异所缘而起也。”

  最早的“国家赔偿”概念由此产生:“门下,大帝降鉴,无幽不烛,下人上诉,在屈必申。”(《审理冤屈制》)

  《唐律疏议》中记载:“若枉入人徒年者,即计庸,折除课役及赎直;每枉一年,折二年;虽不满年,役过五十日者,折一年;当年无课役者,折来年。”

  《赋役令》中说:“每丁、租二石;调絁、绢二丈,棉三两,布输二丈五尺,麻三斤;丁役二十日。”

  《唐六典》则进一步补充:“凡丁风役二旬,无事则收其庸,每日三尺;有事而加役者,旬有五日免其调,三旬则租、调俱免。”

  出狱后,生活重新开始,种田、养家、照顾孩子,就给他们今后的生活减减负担,比如说,免课役。

  实行“租庸调”的唐朝,人们不仅要缴纳赋税,还要为国家免费提供相应的劳动。

  而且,朝廷法令设计者还贴心地将这个免除课役的“国家赔偿”进行了优化,设立了一个灵活的使用规则:

  当“国家赔偿”与朝廷政策冲突——比如,该年出现了水灾、蝗灾、旱灾等自然灾害,人民生活困难,朝廷一般会下达法令,蠲免当地的赋税、劳役,此时就适用“当年无课役者,折来年”。

  当地县尉,马上逮捕了这五个犯罪嫌疑人;严刑拷打,直接打死了一个叫马文千的人。

  其他四个人一看,同伴下场好惨,反正是个死,就别受这皮肉之苦了,索性都认了罪,均被判死刑。

  罪犯的家属不服,就到州里去申诉,州里的官员不受理。就这样,这几个“强盗”被开刀问斩。

  过了一段时间,真正的强盗,在别的地方落网了。几个无辜百姓虽沉冤得雪,可惜人死不能复活。

  本来,陇州从知州往下的涉案官吏都应该依法严惩,可偏偏他们运气好,赶上了大赦。

  他专门下了一道圣旨:知州贬官,其他相关人等开除公职,流放岭南;五个受害人的家属,给予货币和实物赔偿(赐钱粟),而且三年内免除国家劳役。

  南宋孝宗时候,有一个叫汪青的递铺(相当于现在国家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)被砍了脑袋,罪名是私拆。后来,司法机关查明这件事是其他人干的。在处理完涉案的官员之后,宋孝宗下旨对受害人的家属抚恤——“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”,受害人的妻儿老小,以后的吃穿由国家包了,管他们十五年。

  宋仁宗年间的王安石,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,又是惟一一个敢于直面社会改革的文人,被列宁称之为“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”。

  其夫人为其买一妾,荆公见之,曰:“何物也?”女子曰:“夫人令执事左右。”

  安石曰:“汝谁氏?”曰:“妾之夫为军大将,督运粮而失舟,家资尽没犹不足,又卖妾以偿。”

  放在今天,估计也就是玩忽职守之类的过失犯罪,但在当时要以卖妾换钱,抵自己的过失。

  不管是唐律,还是宋规,对冤假错案的当事人补偿制度,显然因受历史所限,比起现代的“国家赔偿”差距很大,但如此司法建树,顺应时代潮流,还是值得后世为之点赞。

  王安石拒妾的故事,真假无从考证,对今天吏治却不无启示:冤假错案背后,国家赔偿受害人,失职的执法人员就不受严厉惩戒吗?必须倒查追责,以儆效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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