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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化视点】红色文物 光耀陇原

发布日期:2021-08-30 06:1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在甘肃这片红色土地上,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和光辉的革命历史,也留存着众多珍贵的革命文物。目前,甘肃省博物馆现有革命文物5000余件(组),其中珍贵文物3000余件(组)。一件件红色文物,用沉静的姿态,讲述着动人的故事,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,也见证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,凝聚着奋斗前进的磅礴力量。

  1920年3月,甘肃旅京学生苏荫堂、范仲兰、王金鉴、邓春膏、邓春兰、韩树淼、王自治等人在北平组织“新陇杂志社”,推荐王自治等二十余人为“职员”,积极创办《新陇》杂志,杂志为月刊,刊行一直延续到1930年9月。

  《新陇》创刊号所发“办刊启事”中充分表明了其创办刊物的初心与宗旨:“吾陇偏处西陲,交通不便迩来新潮澎湃,一日千里,回顾我梓乡,长夜漫漫,暮气沉沉使我羲轩桑梓,峙立于现代潮流中,不至不能适存也”。老奇人883000香港特绪

  《新陇》传播新思想、新文化,为建党前期深得陇籍学人和有识之士喜爱的进步刊物,对甘肃人民,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觉醒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  1959年,当事人之一、原新陇社成员邓春膏将包括创刊号在内的《新陇》杂志共计4册,捐赠给了甘肃省博物馆。

  《新青年》第一卷原名《青年杂志》,由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,第二卷起改称《新青年》,张一悟是《新青年》的忠实读者。

  张一悟(18951951),甘肃榆中城关镇北关村人,任中国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书记。1918年,张一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。在此期间,张一悟认真阅读《新青年》《觉悟》《向导》等进步书刊,从中受到启迪。其中,《新青年》对张一悟的思想影响最大。1919年5月,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,初步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,为张一悟观察社会、认识世界提供了全新的理论。

  现藏于甘肃博物馆的这几册《新青年》,就是张一悟在求学期间所阅读和珍藏的。

  张一悟珍藏的《新青年》分别包括出版于1919年12月15日的第六卷第二号和1920年12月1日的第八卷第四号,内有李大钊《战后之妇女问题》《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》和陈独秀《再问东方杂志记者》《社会主义讨论》等文章。另有广州平民书社编辑发行的第一期,出版日期为1923年6月15日,刊有《国际歌》《俄罗斯革命之五年》《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统观》《文化运动》等内容。张一悟于1951年1月3日在兰州逝世,时年57岁。

  人民抗日红军“告各界同胞书”,甘肃省博物馆藏,一级文物。1955年征集于镇原县。薄光纸质,色微黄,油印,共计一页,纵20厘米,横27.7厘米。题为:“为了抗日救国要实现

  民主自由释放上海爱国七大领袖”。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,实现民主自由,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等。

  1936年7月15日,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陶行知联名发表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》,呼应国共双方停止内战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,要求停止“剿共”。同年11月12日,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,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当局停止内战、联俄联共、扶助农工。南京政府于11月22日深夜,以“危害民国”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史良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沙千里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。由于7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,因此被称为“七君子事件”。消息传出,举世哗然。各界人士都向当局提出了抗议,要求无条件放人。这件“告各界同胞书”昭示了联合抗战的紧迫性,也表明了人民抗日红军对“七君子事件”的态度:“我们为了抗日、为了救国,坚决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!”

  王孝锡(19031928),字隧五,甘肃宁县太昌镇人。1924年考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。五卅惨案发生后,他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,示威游行,开展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。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,王孝锡回到家乡宁县开展革命活动,同年秋,任中国邠(彬县)宁(县)支部书记。中共邠宁支部的建立,成为中国在甘肃的第一个农村基层组织。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,他还组织进步青年及学生,深入开展社会调查。通过深入调查和认真分析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、政治地位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,于1927年10月写出了《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》。

  《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》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15条办法,主要有:一切地主之土地无代价地没收,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成苏维埃政府的劳动贫民所公有,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等。

  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份《解决中国问题草案》手稿共4页,朱兰格元书纸质,以墨笔书写,纵26厘米,横22厘米。内容有《解决中国问题草案》及“序言”等15条款,另有铅笔书写一页,标711条文,内容与建立革命武装有关。这份手稿是王孝锡革命实践的总结与升华,字里行间表现出这位陇上早期人所具有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。

  红军标语,甘肃省博物馆藏,一级文物。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书写于木板上的标语口号,纵98.7厘米,横51厘米。征集于临潭新城区。该物两面有以墨笔书写的文字各三行,一面内容为:“联合各党各派的抗日力量,一致对日作战”,另一面内容为“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联合红军抗日反蒋”,后落“红军保宁政宣”字款。时间大约在1936年8月、9月间。

  1936年8月10日,当红军队伍逼近临潭的消息传来时,布防临潭的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第五团急忙撤往岷县。

  8月14日黄昏,红军进入新城。据新城镇老人回忆,红军队伍入城时,有群众自发在南城门夹道欢迎。

  红军占领新城后,接管了县政府,并在街头和驻地墙壁上书写张贴“红军不欺压穷人”“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”等标语。

  1936年8月19日,红军在新城镇召开各阶级代表参加的千人大会,宣布成立临潭县苏维埃政府。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,各地开展抗日募捐活动,献粮、捐款、参军活动高涨。

  另一件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“红军标语”,是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。木质,上以紫色墨笔书写“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”九个大字,后署“抗日红军政治部”小字一行。纵50.6厘米,横98厘米。1956年8月征集于临潭旧城。

  铜锅,甘肃省博物馆藏,一级文物。黄铜锻制,通高10厘米,口径19厘米,凹底折沿,主体呈半球形,柄部落缺。这件铜锅是1935年红军在百姓家休整后作为补偿所留赠的,1964年6月18日,铜锅的受赠者宕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谟将该物捐赠甘肃省博物馆。

 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重要决策地,也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。攻克天险腊子口后,红军部队陆续抵达宕昌县哈达铺镇,哈达铺是当时商业繁华的集镇,一条1.5公里的街道,沿街商铺林立。红军部队抵达这里之后得到了休整,并补充给养。休整期间红军严守纪律,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,优良的作风感动了哈达铺的老百姓。

  “卫生豆浆”提盒,甘肃省博物馆藏,一级文物。是中共甘肃工委秘书赵子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,以职业为掩护,在兰州市黄家园开办豆浆店期间使用过的器物。豆浆盒为木质提梁长方形,主体内外糊有纸皮,四面以墨笔写有“卫生豆浆”或“豆浆”字样。通高42厘米,盒长37.5厘米,宽18.5厘米,高24厘米。

  赵子明(18941988),原名房思温,字鲁泉,山东省寿光市人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。1932年4月入党,担任临河街道党支部书记。

  1936年2月,赵子明以天津《益世报》特派记者的身份,从银川来到兰州,开设“兴陇派报社”,经销天津、上海等地的各种进步报纸和刊物等。他常到东北军驻兰州部队第五十一军和兰州各个机关、学校、工厂销售报纸,宣传抗日。随后,又在黄家园开设豆浆店。

  1937年,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先后在兰州建立。赵子明借给八路军驻甘办事处、甘肃工委负责人送豆浆的机会,汇报工作、请示问题、传递文件。办事处和工委的文件、指示,也多半是通过党员或交通员借来店喝豆浆的间隙,向他传递,黄家园豆浆店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。

  1937年10月,中共甘肃工委正式成立,赵子明担任中共甘肃工委事务秘书,负责给外地来兰工作的同志解决住宿、介绍社会职业、给工委邮寄包裹、发开会通知、印刷文件、传递消息等工作。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和流散红军,都由他负责解决乘车问题。中共甘肃工委刊物《党内生活》,也由他负责印刷。起初用油印,后来改用石印。白天,他在黄家园卖豆浆,需要印刷文件时,傍晚到位于上西园的印刷所,连夜赶印,天亮之前,将印好的材料装在菜筐底部,秘密送往中共甘肃工委。

  红军长征途中用过的牛角水壶,甘肃省博物馆藏,一级文物。用牛角制成,质地坚韧,造型独特,口径3厘米,底径10-12厘米,对角长度为39厘米。1956年征集于岷县南川区漩涡乡。

  牛角水壶是红军长征途中遗留在甘肃的生活用品。1936年7月初,转战川西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。根据中央指示,会师后的红二、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。7月上旬,红二、四方面军分别从甘孜、炉霍、绥靖出发北进,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、包座地区。为执行党中央“速出甘南,抢占腊子口,攻占岷县城”的指示,红二、四方面军共同实施了《岷洮西固战役计划》,决定以三十军、九军、五军组成第一纵队,夺取岷县城,以四军、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,夺取临潭,趁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、岷之前,先机取得洮、岷、西固地区,然后向天水、兰州之间发展,策应红一方面军,开创革命新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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